图源：视觉中国
新年发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仪式活动，曾经遍布中国。钟叔河《元旦试笔》认为，“在长辈人中，凡家蓄笔砚者，此风大约一直绵延到了1949年，包括乡间冬烘先生和‘耕读传家’及略识‘之’‘无’的农工商人在内”。事实上即便在“十七年时期”，私人日记中仍保留了新年发笔的记录。改革开放之后，新年发笔的传统再度得到复兴。新年发笔传统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令人不自觉想要窥探其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所在。例如在家族之中，新年发笔的传统如何建立？普遍性的新年发笔，在主流男性文人群体之外，是否渗入闺门？这种传统力量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新年发笔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过年习俗，却也表现出明显的家族性。前述梁章钜《浪迹续谈》提及其父嘱其新年发笔，可见梁氏家族新年发笔里面的科举因素。而在曾国藩家族，这一传统在时间和形式上也有明显的传承轨迹。《曾国藩日记》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即有元旦试笔的记载，此后尽管时有辍笔，但道光二十五年（1845）、同治六年（1867）、九年（1870）元旦的日记中均明确记载试笔一事。曾国藩坚持新年发笔，并将其记载到日记中的行为，应当影响到了其子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记云，“早饭后……旋至幕府贺年。至上房，家人行礼，试笔作字”。曾纪泽同一天日记记载，“午后习字一纸，又写零字甚多”。这天，曾纪泽在曾国藩幕府中，对读父子二人日记，可见曾纪泽午后习字，正是他事实上的新年发笔。而《曾纪泽日记》明确记载发笔之事，则是从下一年度开始。现存《曾纪泽日记》中，有十三年的正月初一日均显著提及发笔一事。此外，曾纪泽还保留了曾国藩新年作零字以试笔的习惯。
展开剩余73%更为重要的是，《曾纪泽日记》明确提及了家中如何保持此类传统，其光绪十二年（1886）元旦日记云，“辰正三刻起……发笔后，偕内人率儿女祀祖先及受贺， 观儿辈发笔”。可见，新年发笔在曾氏家族不再是个人的新年选项，而是家族传承的必须事宜。从曾纪泽观儿辈发笔一事，又可初步推测：发笔已成为曾氏家族过年期间刻意经营的家族人文景观。这种长者观看子孙辈发笔的新年一景，应当是许多诗书之家汲汲经营的家族文化事务。距离湖南数千公里之外的温州，地方文人张棡（1860—1942）民国八年（1919）正月初一日日记载，诸儿开笔，大儿、三儿并吟五律。新年发笔关联着书香、关联着家族的读书事业，故而对书香门第而言，家族众多后裔纷纷在新年发笔，不仅昭示家族读书事业后继有人，也象征着家族兴旺香火绵延。
新年发笔是一代代文人规训而来的传统，父辈写，也要求孩子们这样写。读书人家的孩子，元旦这一天首要的日课可能就是发笔，发笔之后，才能玩耍和娱乐。如钟叔河在《元旦发笔》中所言，这天早上，“在大人的安排下，洗漱后被叫去坐好，磨墨展纸，用毛笔写下‘元旦发笔，万事如意’八个字，将其粘贴在壁上，任务便算完成，可以顽耍到正月十六看龙灯了”。曾国藩与钟叔河都是湖南人，而梁章钜、林则徐等人则是福建人，这是否表明，新年发笔这一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可能还存在一些地域性或族群特征？至少就满洲八旗而言，从宫中到一般大臣及八旗子弟，均喜欢在新年发笔中书写单字。
对边缘地区的文人而言，新年举笔书红更具有象征意味，且表现出更为持久的生命力。清代处于文化较为边缘的湖南地区的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十分看中这一传统，可能并非偶然。一些文化较为发达地区的文人，虽然也知悉这种习俗，但没有特意坚持。如江苏常熟人徐兆玮（1867—1940），其1911年正月初四日日记中录，“《辛亥元旦》：试墨襟痕旧，书红亥字新。元日红笺书吉语黏壁上，亦吾乡旧俗也”。但在此后，其日记却很少记载新年发笔事。尽管徐兆玮可能每年元旦都进行事实上的新年发笔，但此事在其日记中仅仅留下淡淡的痕迹，表明他对此可能并不那么看重。而在遥远的云南，宣统三年（1911）正月初一日，时任浙江提学使的云南人袁嘉穀（1872—1937）在正月初一日日记写下“回署午饭，一室融融，举笔书红，循常例也”。袁嘉穀不仅郑重其事，而且透露新年发笔是自己一贯遵循的常例，这再度表明文化边缘地区的人对这一习俗更加重视。
新年发笔逐步浸染到闺阁之中，更证明此风之盛。清代闺秀日记存世不多，明确记载新年元旦事者更少。山西代县人冯婉琳（1848—1914）为洪洞董文灿之妻，所著《佩芸日记》载有同治六年（1867）、七年、八年及光绪十年元旦事，其中光绪十年元旦日记云，“晴煦无风。诵经竟午。试笔作楷”。初二日“用牙牌课卜行年”。新年占卜并试笔，是洪洞董氏家族传统，董麟、董文焕（1833—1877）兄弟《观阜山房日记》《岘樵山房日记》均有元旦牙牌占卜、《易经》占卜的记载：《观阜山房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初一载“占牙牌”，《岘樵山房日记》同治二年正月初一载“元日试笔，再用东坡除夕韵”。看来，冯婉琳试笔或与董氏家族元旦试笔之风有关，不过与董氏兄弟多作试笔诗稍异，冯氏试笔是作楷书。可惜，冯婉琳日记明确记载元旦“试笔”仅如上一次。其同治七年元旦日记记载牙牌课卜，而同治七年正月初五日日记始提及“作楷”，这或许也是一次试笔。尽管关于女性在传统中国新年试笔的记载甚少，但冯婉琳的日记至少表明，闺阁之中也渐染此风。
跳出神州大地看待新年发笔，还可见这一传统是中华文化的特质。文人即便身处域外，情结浓厚者也不忘新年发笔。浙江余姚人邵友濂（1841—1901）随曾纪泽出使俄国，光绪四年（1878）日记仍载“元旦举笔，万事大吉”。次年元旦日记复云， “庚辰元旦举笔，凡事如意大吉”。有时，邵友濂并不明确标出“试笔”“举笔”等字眼，却仍见元旦举笔之意。如光绪七年（1881）元旦日记所记“辛巳元旦，大吉大利”之类。此外，曾纪泽出使俄国以后，其日记也没有忘记新年发笔之事。这些远涉重洋的文人，在异国他乡庆贺新年，仍不忘新年发笔，无疑表明，新年发笔已成为海外游子新年文事的核心之一。
注：为便于阅读，本文已省略注释。原文摘自尧育飞著《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第三章。
《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尧育飞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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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有文字诞生以来，即有按日记事的传统。宋代以来，日记作为日常书写和反映个体精神生活的一种载体股票配资开户会员，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本书以清代日记为切入点，通过八个专题，来探讨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为读者展示阅读日记的基本方法。作者力图突破将日记作为单纯史料的常规办法，引入书籍史、情感史、饮食史等方法介入研究，角度新颖，丰富立体，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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